在漫長的歷史中，四川在中國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：唐朝從建立之初即開始依靠四川；唐皇在關中不能立足時，又選擇南避入蜀，利用四川的財力、物力再作恢復；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后，蔣介石也將贏得戰(zhàn)爭的希望，押在了四川。乃至當代，四川依然是中國的戰(zhàn)略后方……

　　唐天寶十五年（公元756年）六月，迫于“安史之亂”，唐明皇李隆基帶著心愛的貴妃楊玉環(huán)開始了逃亡，目的地正是四川。那里不僅是避難之所，也是楊貴妃的故鄉(xiāng)。楊玉環(huán)的父親是蜀州（今四川崇州市）的司戶（主管民戶的佐吏），在蜀州附近的都江堰市聚源鎮(zhèn)，迄今還保留著玉環(huán)幼年時不小心掉進過的“落妃池”遺址。

　　楊貴妃沒有想到，回鄉(xiāng)的路竟變成了奔赴黃泉的路。途經馬嵬坡（今陜西興平縣境內）時，六軍止步不發(fā)，李隆基無可奈何地賜死楊貴妃，以平眾怨。從此，他開始了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憂傷。

　　大概因為白居易纏綿悱惻的《長恨歌》，史書上這段被稱為“明皇幸蜀”的逃難經歷，幾乎被改寫成了凄婉無比的愛情故事。楊玉環(huán)死后，李隆基心中極為悲切，帶著疲憊不堪的隨從沿著褒斜官道繼續(xù)落魄前行。入劍門關，走翠云廊，過武侯坡、演武鋪，到達上亭驛。此驛又名瑯當驛，相傳明皇路過此地時，聞鈴聲而懷念楊貴妃。清代詩人劉斯棟曾為此寫道：“誰聞鈴響似三郎（唐玄宗乳名），玉輦曾經古驛旁。千古傷心黃土盡，開元遺事最凄涼。”

　　《明皇幸蜀圖》，作者為唐代李昭道，畫的是崇山峻嶺間一隊騎旅自右側山間穿出，向遠山棧道行進。前方一騎者著紅衣乘三花黑馬正待過橋，應為唐明皇。嬪妃則著胡裝戴幃帽，展示著當時的習俗……山勢突兀，白云縈繞，不禁讓人想起明代文化名人楊生庵對此的譏諷：“萬里山川神駿老，五更風雨杜鵑哀。始知蜀道蒙塵駕，不及胡僧渡海杯。”

　　直到李隆基一行由散關抵達河池（今陜西鳳縣），蜀郡長史崔圓已奉表迎候多時。崔圓報告，蜀中豐饒，而且甲兵全盛，情勢已經轉佳。李隆基方才長吁了一口氣，隨即任命崔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（宰相）。

　　李隆基選擇“蜀”作為避難所，并不是盲目之舉?；厮輾v史的長河，可以發(fā)現(xiàn)，蜀——唐代的山南道和劍南道，幅員遼闊，包括今陜西、甘肅、云南和重慶的部分土地，它在中國的地位舉足輕重。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, 有都江堰庇佑，水旱從人，已是朝廷的糧倉錢庫——“自隴右及河西諸州，軍國所資，郵驛所及，商旅莫不取給于蜀”。

　　蜀自古物產豐富。雅州的蒙山茶，是有名的貢茶。成都、宜賓、瀘州、綿竹、邛崍等地釀造的好酒“重碧春”、“荔枝綠”、“劍南道燒春”、“卓女燒春”等均有盛譽。此外，制糖業(yè)、瓷器制造業(yè)和樂器制作都非常興盛。絲麻紡織品極負盛名，至今，日本正倉院和法隆寺還保存有唐代運往日本的“蜀江錦”，神護寺保存有“蜀紅綾”。而益州麻紙，是唐朝廷指定的官方用紙。目前，中國發(fā)現(xiàn)的唐代有明確刻印地點的印刷品遺物只有兩件，均刻印于成都。公元865年，“西川印子”即成都刻印的《唐韻》、《玉篇》等書，已傳入日本。

　　成都還是當時的商業(yè)集散地、大都會?？途釉诓萏玫亩鸥τ性娫疲骸按昂鲙X千秋雪，門泊東吳萬里船”。他的詩歌至少從一個側面描寫了成都商業(yè)發(fā)達的盛況：各地商賈紛至沓來，“水陸所湊，貨殖所萃”。

　　所謂“倚劍蜀為根本”，唐朝從建立之初，即開始依靠四川。公元618年，高祖李淵締造了唐朝。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關中饑餓的難民們入蜀，渡過饑荒。619年，李襲譽從四川運米到長安，充實京師。620年，竇軌率川軍跟隨李世民征討王世充。621年，李孝恭率領巴蜀士兵順長江而下，直搗江陵。

　　在唐王朝的統(tǒng)一和強盛中，四川功不可沒，唐皇感恩，也多以重臣、貴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、劍南節(jié)度使等。而且，自憲宗元和元年（公元806年）至僖宗乾符六年（公元879年），在擔任三川節(jié)度使的93人中，先后有40人入朝為相。因此，劍南三川被認為是“宰相回翔之地”。

　　在這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由盛極而衰走向沒落的途中，四川對朝廷的支撐也一如既往。所以，唐朝君主在關中不能立足時，多選擇南避入蜀，利用四川的財力、物力再作恢復。上述的李隆基一行七月到達成都，十月二日唐玄宗得以返回長安。此后，公元784年，唐德宗避朱、李懷光之亂，從奉天（今陜西省乾縣）逃到山南西道的首府梁州（今陜西省漢中），史稱“德宗幸蜀漢”。唐德宗在梁州利用四川的財富，支持神策軍大將李晟收復了長安。及至廣明元年（公元880年）八月，黃巢率領農民起義軍攻克潼關，唐僖宗又狼狽逃往四川，第二年正月抵達成都，史稱“僖宗幸蜀”。

　　在成都市內建筑年代最久遠、規(guī)模最大的一座道教宮觀——青羊宮里，供奉著唐明皇像。相傳唐時曾有兩位皇帝駕臨過此宮。

　　歷史的發(fā)展總是有著某種程度的重復。唐代之后1000多年，中國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前夕，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也將贏得戰(zhàn)爭的希望，押在了四川。

　　1935年，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移向西南。蔣介石站在大比例尺的軍事地圖前，堅定地說：“只要能夠堅守住四川，守住西南，哪怕是丟失了關內的15個省，也一定能夠打敗日本?！庇谑?， 1937年11月20日，國民政府發(fā)表了遷都宣言，確定以四川為抗戰(zhàn)大后方，以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。1938年12月1日，蔣介石政府正式開始在重慶黃山云岫辦公。

　　蔣介石很清楚，守住陪都，要害是經營四川，控制西南。于是，為了必一運動官網贏得民眾擁護，他把四川稱作自己的第二故鄉(xiāng)，做出要把四川建成經濟實力雄厚的抗戰(zhàn)復興基地的姿態(tài)。

　　黃山云岫別墅，是當年蔣介石真正意義的辦公地。中美英三國軍事代表會議曾在此舉行；盟軍開羅會議協(xié)定也在此擬定。英國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將軍、美國總統(tǒng)特使馬歇爾等都曾在此留宿。

　　然而，難民如潮涌，加上日軍封鎖，4千萬人要吃飯，對蔣介石來講便是第一難題。在他兼任四川省主席5個月后，康定等地的米價已經上漲了一倍。他設立了物價平準處，強硬推行平價購銷，取締囤積居奇。偏偏天不作美，旱災連年，連成都也開始鬧春荒。到9月11日，災荒依然沒有渡過，蔣介石不得不發(fā)表了《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》，嚴令各地迅速杜絕藏糧不售現(xiàn)象，并向全省人民發(fā)出呼吁，體諒國家困難，踴躍捐獻軍糧——這實際上就是在向川人乞討。

　　抗戰(zhàn)期間，在日寇的封鎖下，汽油、柴油、煤油等進口物資異常緊缺。于是重慶大街上出現(xiàn)了這種經過改裝的木炭汽車。木炭車啟動不易，速度極慢，途中經常拋錨，有民謠譏之，“一去二三里，拋錨四五回，下車六七次，八九十人推”。（攝影/佚名）

　　如此情形下，四川其實已經有些不堪重負，但還是不得不、不遺余力地付出：出糧、出錢、出人、出力。

　　先說錢和糧。盡管蜀中饑饉，僅1941年至1945年，國民政府也從四川收谷8228.6萬市石，占當時全國征收稻谷總量的38.75%。當時國家的財政開支，四川也負擔了30%以上。

　　1943年，馮玉祥掀起了國民節(jié)約獻金運動。在成都，甚至有一群穿得破破爛爛的丐幫隊伍走上獻金主席臺，將各人多年乞討來的共計2250元，雙手擎著交給馮副委員長。馮玉祥含著眼淚代表政府將錢接過來，又代表政府莊嚴宣布，將這筆錢回贈給乞丐們，但他們說啥也不接受政府的回贈。

　　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(fā)表的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到1944年5月，四川有14個縣市獻金，總額為2億元。5月16日到11月底，內江、自貢、富順等地掀起第二次獻金運動，捐款總額達4億－5億元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且不說修公路、修機場、運送各種物資，征用了數以百萬計的四川民工；八年抗戰(zhàn)中，川人積極參軍，前后應征的就在300萬人以上。當時，四川總人口不過4千萬，也就是說，平均13人中就有1人應征入伍。

　　四川民工修筑成都機場。成都機場是B-29空中堡壘的基地，可以直趨日本作戰(zhàn)。（攝影/佚名）

　　1946年5月6日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的第二天，《新民報》隨即發(fā)表了社論《莫忘四川》，文章寫到：

　　四川對于抗戰(zhàn)的貢獻是特殊的，抗戰(zhàn)期中，四川不僅為中樞政府所在，容納了所有全國性的行政機關，養(yǎng)活了不愿做奴隸的官民，就以支持抗戰(zhàn)一事而論，征兵征糧，以四川的負擔為最重；出錢出力，又總是率先倡導。假如沒有四川，我們就不能想象抗戰(zhàn)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……

　　抗戰(zhàn)期間，伴隨國民政府的西遷，中國工業(yè)和文化教育事業(yè)也進行了西遷，其中大部分遷到了四川。

　　說到西遷，四川合江人盧作孚值得濃墨重彩來描述。1938年10月，武漢淪陷前后，國民政府成立了“軍事委員會水陸運輸管理委員會”。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臨危受命，任主任委員，組織了和敦刻爾克大撤退一樣著名的“武漢大撤退”。

　　當時，小城宜昌難民已多達三四萬人。江邊空地，密密匝匝地堆滿了待運的物資。自那時起，長江上游只有40天左右的平水期，過后便是大半年的枯水期。也就是說，40天內所有的人貨都必須運走。盧作孚親自部署：縮短航時，把整個運程改成三段，分段行駛；每艘船以吃水深淺、馬力大小為依據，重新調配；為增加運客量，改臥艙為座艙；三峽不能夜航，夜晚裝卸，白天搶航……此后，民生公司20多艘輪船和臨時租賃的850多只木船，日夜不停地在峽江來回穿梭。

　　日軍加緊了對長江水道的轟炸，民生公司損失慘重。經民生公司搶運的黨政要員、社會名流及士兵難民等各類人員總計150余萬人次，貨物達100余萬噸。為此，1939年元旦，盧作孚獲得了國民政府頒發(fā)的一等一級獎章。

　　武漢大撤退和其他西遷路線搶運入川的民族工業(yè)，很快在四川這張寬大而厚實的溫床上，恢復了元氣。據統(tǒng)計，隨國民黨內遷的工廠總計達600余家，重慶、南充、樂山、瀘州、宜賓、內江等地建起了鋼鐵、兵工、機械、紡織、造紙、化工、制糖等工廠，四川成為了戰(zhàn)時后方的重要工業(yè)區(qū)。

　　1938年，武漢淪陷后，“武漢八路軍辦事處”也內遷到重慶。周恩來、董必武、葉劍英、博古、吳玉章、王若飛、鄧穎超等中國共產黨著名領導人曾在此生活、工作。圖為辦事處小樓的二層陳列室，這里陳列著當年毛澤東、周恩來使用過的各種物品以及毛澤東所寫《沁園春?雪》詞手稿。

　　“八一三戰(zhàn)火”中，上海同濟大學被夷為平地。千里輾轉，學校遷徙武漢、衡陽、桂林、昆明。1940年秋，又遷到四川李莊。同濟以李莊破舊的“九宮十八廟”作教室。手執(zhí)教鞭的師長，站在神龕的位置上開始了教育抗戰(zhàn)的歷史。1943年6月12日英國學者李約瑟在日記里，記下了對同濟工學院的印象：

　　工學院各系都欣欣向榮。該院有一座自己的發(fā)電廠，學生們花大量時間來組裝和架設從下游運來的大量設備。這里也有同盟國的協(xié)助，因為那位研究鋼結構的教授就是位波蘭人。尤其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由能干的葉雪安博士領導的測繪系，設備精良，幾乎壟斷了中國對勘測員和制圖員的培養(yǎng)。

　　李莊同濟大學的3位女學生。她們姓甚名誰，今日是否還健在，都已經無據可考了。

　　2003年7月重訪李莊同濟大學舊址——禹王宮，看到當年被改成學生宿舍的僧房又住上了僧人。曾經的讀書聲，恢復成了鐘聲、木魚聲和誦經聲。

　　解放后，李莊時期的同濟學生有十幾人成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、中國工程院院士。20世紀后期中國科技發(fā)展史上幾乎所有的重大科技項目，都有李莊同濟人的身影。

　　2003年7月，四川大學華西分校又將送走一批學子。華西分校前身是私立華西協(xié)和大學，創(chuàng)建于1910年，1953年更名為四川醫(yī)學院，1985年更名為華西醫(yī)科大學，現(xiàn)已合并入四川大學?？箲?zhàn)期間，金陵大學、齊魯大學、光華大學都曾西遷到這所學校上課。

　　江安劇專，是中國話劇的搖籃。那時，四川江安的一塊空地，是他們的實驗劇場。星期六或星期日晚上公演話劇，不收門票，觀眾只需帶點食物，多少不拘。有的拿幾個熱饃茶點，或一包黃豆、半簍胡豆、幾棵白菜、一塊肉、一只雞，江安群眾及前線的傷殘官兵就又可以在歡聲笑語中看戲。

　　那時，青年教師曹禺懷中總是揣著一個小本子，隨時把觀察到的種種生活景象、人物的言談動筆記下來。每逢江安縣城趕集的日子，他就到茶館去，要上一壺茶，靜靜地觀察進進出出的人物。所以，《北京人》其實是曹禺在江安寫的，戲中的人物都能從當年江安的人物中大致找到原型。江安的師生，早已遍布全國，如曹禺、黃佐臨、張駿祥、吳曉邦、沈慰德、趙韞如、何治安、徐里、張雁、謝晉、劉厚生等。難以想象，如果沒有江安，中國話劇又會是什么樣子？

　　成都華西壩，是抗戰(zhàn)時的一座大學城。先后有華西、金陵、齊魯、燕京和金陵女大這幾所私立教會學校相聚一起。鐘樓下，小橋旁，流水環(huán)繞，警報頻傳而書聲不斷。至今成都還保留著金陵路路名。

　　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前,全國有國立、私立高校108所,絕大部分集中在北平、上海、天津、南京等大都市?？箲?zhàn)爆發(fā)后,這些學校大部分遷往西南、西北等地,而遷到四川的計有48所。到抗戰(zhàn)后期，四川的高等學校共有56所，為戰(zhàn)前的4倍，已成為全國教育最發(fā)達的省份。

　　1940年冬，梁思成全家隨中國營造學社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單位，由昆明輾轉遷到李莊。在李莊，他和林徽因完成了《圖像制圖建筑史》等一批重要著作。圖為2003年7月本刊記者重訪梁思成、林徽因李莊故居時所攝。

　　抗戰(zhàn)勝利后，政治、經濟中心迅即東移；國民政府發(fā)動了內戰(zhàn)，被遺棄的四川經濟迅速下滑。到新中國成立之時，四川省平均每3萬人才擁有一張醫(yī)院病床，年人均商品消費額不到18元，“天府之國”已徒有虛名。這種局面到上個世紀60年代后期，因為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四川，才逐步得到了改善。

　　當時，中國周邊形勢十分嚴峻。美國繼續(xù)對中國進行封鎖，從1961年至1968年，在臺灣海峽先后舉行了以入侵中國大陸為目標的三次核戰(zhàn)演習。蘇聯(lián)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。1964年和1969年，美國和蘇聯(lián)都曾向中國發(fā)出使用核打擊的戰(zhàn)爭威脅。從戰(zhàn)備角度出發(fā)，我國把疆域劃為三個地區(qū)：沿海為一線，中部為二線，西部為三線。著名的“兩基一線”則是三線建設的重中之重?！皟苫?，即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(guī)兵器工業(yè)基地和以攀枝花為中心的鋼鐵工業(yè)基地；“一線”，即成昆鐵路。

　　1964年，毛澤東在聽取完三線建設匯報后，在報告上批示：“攀枝花和酒鋼建設不起來，我睡不好覺；成昆鐵路修不通，我將來只好騎著毛驢去……打起仗來，我不放心”。同年6月6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，毛澤東再次提及：“你們不搞攀枝花，我就騎著毛驢去那里開會；沒有錢，拿我的稿費去搞?！痹跁?，毛澤東指定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主管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建設。

　　于是，年產鋼鐵250萬噸的攀枝花在僅有2.5平方公里的三個大臺地上建成。迄今，攀枝花已經成為一個擁有30萬人口，科技人員達到5.5萬的新興城市，具有了聚集資金和人才的物質基礎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西部省份最富的四川省中名列第一。

　　坐落在涪江之畔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，是綿陽科技城的主體部分，擁有專業(yè)技術人員8000余名，其中兩院院士16名,被譽為我國“兩彈的搖籃”。這個搖籃和攀鋼基地一樣，也是四川三線建設的一項成果。

　　成昆鐵路北起四川成都，與寶成、成渝鐵路相接，經過西昌邛海畔的衛(wèi)星發(fā)射中心，貫穿攀枝花鋼鐵城和礦區(qū)，最后抵達云南昆明，是一條戰(zhàn)略交通大動脈。它修筑在高山峽谷地區(qū)，堪稱世界鐵路史上最危險、最艱巨的工程之一。這條1100公里長的鐵道線上，橋梁和隧道的總長度達400余公里，占全線%，有些地方連車站都延伸到隧道內。

　　成昆鐵路是世界鐵路史上最危險、最艱苦的工程之一。其沿線山高谷深、川大流急，平均每1.7公里就有一座橋梁，每2.5公里就有一條隧道，有的地方甚至形如盤山公路。（攝影/王復遵）

　　修筑成昆鐵路時，人們克服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困難。山谷中沒有公路，各種施工器材和生活資料全憑肩扛人背。沒有電力，燃料不足，許多隧道就是靠火把照明、鋼釬大錘打眼放炮鑿通的。沒有蔬菜，有時甚至沒有飲用水……

　　有關資料證明，三線建設特別是成昆鐵路、攀鋼建設和貴州的六盤水煤礦工業(yè)區(qū)開發(fā)，至少影響和改變了這片地區(qū)2000萬人的命運，使西南荒塞地區(qū)整整進步了50年。而且，三線建設還為當今的西部大開發(fā)奠定了堅實的發(fā)展基礎。

　　在和平年代，對四川來講，作為避難所的功能似乎已成遙遠的往事。但它作為祖國大后方的地位依然沒有喪失，它需要更多的呵護和更多的重視。